劳动教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劳动教养制度在法律上的正式建立。据上述《决定》的规定，对于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该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由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附设在公安机关内部，没有独立的常设机构和专职人员，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行使劳动教养的决定权。这种劳动教养决定权的蜕变，和劳动教养制度性质的嬗变亦有一定的关联。劳动教养制度建立的初衷，除对轻微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罚以外，还具有安置就业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教养是一种实指。此后，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安置教养的性质逐渐丧失，治安处罚的性质明显强化。现在，虽然在法律上对于劳动教养的性质尚不明确，在法理上对于劳动教养的性质聚讼未定，但社会上一般将劳动教养称为“二劳改”，官方法律文件中也往往将劳教与劳改相提并称“两劳”，由此表明劳动教养是刑罚之外的第二种刑事处罚，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法外之刑。我认为，劳动教养存在一个具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到现在其合理性逐渐丧失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它折射出我国社会中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嬗变。
在论及劳动教养制度的时候，对于劳动教养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一般都予以肯定。例如，我国学者指出：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了40多年，长期的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劳动教养在处理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发挥了其他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挽救了一批失足青少年，使这些人不至于走向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劳教在社会治安专项治理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弥补了刑罚和治安处罚之间出现的法律空档。特别是劳动教养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违法现象能够及时予以打击。在这一评价当中，正面肯定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看不到劳动教养作用发挥的一定社会历史背景，那显然是偏颇的，也很难对现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作出正确的论证。
劳动教养制度在其产生初期，就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政策意蕴。在1955年筹建劳动教养的时候，其收容范围局限于内部，主要收容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劳动教养对象。肃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展开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主要在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对社会主义中国心怀不轨的人。这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来不及大规模清洗因而被各级政府留用。随着新政权的巩固，政治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对这些人如何处置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劳动教养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在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中就明确地阐述了创立劳动教养制度的指导思想：“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将清查出一批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决定，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国家指定的地方，组织他们劳动生产，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且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使他们逐渐成为对国家真正有用的人。”由此可见，劳动教养是处置政治上的敌对分子的一种措施。
及至1957年，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反右斗争，清查出数十万名右派分子，除少量有现行罪行的判处刑罚以外，还有一大批人被开除公职，对这些右派分子采用劳动教养的处置方法予以安置。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养成为处置政治上的异己分子的一种措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包括生产关系的改造和社会秩序的改造的进一步推进，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坏分子。根据当时官方观点，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劳动教养制度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同时，又具有了治安功能。此后，治安功能有逐渐提升的趋势，但政治功能始终没有消失，即使到目前也是如此。
劳动教养制度，从50年代中期创办到6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几乎停办，经历了将近10年，为此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劳动教养制度为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时期的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具有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正当性，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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