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政治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清理敌对分子，净化革命队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作为政治上的敌对分子，一旦被定性，就丧失了在社会上存在的余地。除逮捕判刑以外，对于这些人实行劳动教养已经是一种给出路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养制度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被劳动教养人员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对其采取政治上的处置就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
二是经济原因。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通过公私合营、合作化等方式，剥夺了个人财产，从而形成个人在经济上对国家的依附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脱离了一定的单位，也就意味着断绝了生活来源，无法维系生活。因此，对于那些被单位开除的人，就需要采取一定的安置措施。最初创制的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具有安置性，盖源于此。
三是思想原因。劳动教养制度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意义，即对劳教人员的生活安置，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即对劳教人员的思想改造。教养一词，恰当地反映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劳教人员中，除某些人员具有轻微罪行以外，还有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并无客观上的罪行，主要是思想获罪。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些人员投入劳动教养，就包含着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意蕴。因此，在劳动教养审查上，就不像刑法那样要求有现实的犯罪行为，只要思想上有敌对性，就可以送交劳动教养。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的劳动教养制度明显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在当时建构的个人对于社会无条件依从的政治语境中，劳动教养制度的政治正确是无人置疑的。
从60年代初开始，劳动教养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政治统治的确立，社会治安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关乎统治是否稳定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养的治安功能得以加强。在“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教养一度停办。直至80年代初期，劳动教养才得以恢复。恢复后的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还不时应时事之需，发挥其政治功能，但治安功能已经占主导地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全面启动。尤其是1979年先后颁布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劳动教养这样一项在现在看来违背法治的制度得以恢复，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其中，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为劳动教养的重建提供了法律的根据。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则为此后劳动教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规定虽然使劳动教养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可依，因而可以视为是劳动教养法制化的一种努力，但问题在于：劳动教养制度在价值取向上过分强调社会保护而完全忽视人权保障，因而是与现代刑事法治精神相矛盾的。据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劳动教养制度的恢复表明当时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专政的思维。
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合理性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凸现出来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是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暴露出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合理性：从政治上来说，阶级专政的观念已经被抛弃，民主观念正在深入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利维坦，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得以进一步强调。因此，劳动教养制度作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手段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当这种有效性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为代价的时候，在个人权利意识正在觉醒的社会，引起人们对其的质疑是十分自然的。
从经济上来说，劳动教养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仅没有政治上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经济上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国家，离开社会就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种具有安置性的教养措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其存在的余地。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再依附于国家而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因此，不存在基于安置而设置劳动教养的经济条件。从法律上来说，市场经济培育了一个市民社会，为法治提供了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是以平等与自由为前提的，它对于法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法治也逐渐完善。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法治建设中，刑事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关乎对公民的生杀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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