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非但没有，反而因为沙苑之战的战败变得更加恶劣。
东魏是一个霸府政权，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王朝，一切的政治活动都要围绕军事这一根本目标。
东魏的外部环境既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高欢所忧虑的边患问题仍然存在，那么高澄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针对晋阳北镇勋贵群体的打压，注定只能虎头蛇尾！
回到渤海高氏的问题上，高欢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北镇武人和中原士大夫，那么高乾兄弟属于这二者吗？
高乾兄弟并不属于传统的世族官僚，说他们是河北地方豪强更加合适，他们兄弟以乡资为基础、以武功为途径，并不同于完全脱离乡土基础的世族中央政治官僚。
公元543年，高乾之弟高仲密据州反叛，投靠西魏，从而引发了东西魏第四场大战的邙山之战。
有关高仲密的背叛原因，有说是情色事件引起，有说是因为高澄主持的整顿吏治，也有说高仲密本身品德才能低劣等等。
高仲密的反叛，其实就是渤海高氏在东魏政权一路走低的一个结果。
诚然，渤海高氏在高欢霸权初期是地位超然、拥有盟友地位，就连高欢都要称呼高乾为大叔。
高乾的死是其家族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其诸弟俱不能代替高乾维持在北魏以及东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号召力。
高敖曹的死是第二次打击，渤海高氏丧失了在河北豪强武装中超然的领袖地位。
政治与军事上双重失意后，渤海高氏还能剩下什么？那就是不菲的乡土人脉和经济资源。
史载高仲密担任御史中尉期间，选用御史多为其亲戚乡老、不孚众望，被高澄勒令改选。这明显就是高仲密自恃势位，希望在朝中树立引援同党的一次尝试。
高仲密并不具备其兄高乾的政治声望和号召力，也不具备其弟高敖曹出色的军事才能，并且没有敏锐的意识到东魏时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高欢霸业之初，渤海高氏是其政治盟友，但在东魏建立多年后，渤海高氏已经成为高欢政权的一个障碍。
特别当西魏分立已成定局，高欢需要长期供养北镇镇兵以讨伐对抗西魏时，来自河北的钱粮便是他控制北镇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因此，高欢是绝对不能容忍河北仍然存在诸如渤海高氏这种掌握大量乡土资源的豪强仍然存在的。
比如和高乾兄弟一同迎接高欢进入河北的赵郡李元忠，元忠的家境富厚，家里的人喜欢举贷求利，他就常常烧掉借约，免掉他人的债务。
元忠虽居要职，最初对日常杂事从不插手，而只以声酒自娱，且常常喝醉。大小家事，也是一点都不关心。园庭之中，种满了果树药材，亲戚朋友来访，一定留下喝酒。经常挟弹携壶，遨游里闾，饮酒作乐，怡然自得。
而等到李元忠晚年，孙腾、司马子如曾一同拜访过元忠，见他坐在庭院中的树底下，披着被端着酒壶，周围再无长物。
元忠对二位说：“没有想到今天只有粗糙的饭食。”边说边呼妻出来，其妻衣不曳地。
二位互相看了一眼，感叹着走了，马上给他送来了许多的米绢衣服，元忠接受了，却很快分发给了周围的人。
李元忠虽然在东魏政治地位得到进步，但其经济利益却前后差距明显。或许正是因为对乡土资源的放弃，才换来高氏对其网开一面的优待。
高仲密既不具备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又不肯放弃世代积累的乡土经济资源，最终走上了反叛东魏的道路。
河北世族豪门在高欢的创业初期，是他的亲密伙伴。
但当他霸业初成、确立权臣地位时，便不希望河北世族出现能够与他相等的政治人物。随着军事力量渐强，其所倚重的北镇武人便开始有意排斥汉人武装力量。
最终，为了增强国力、获得河北钱粮的控制权，河北世族豪强们要么反叛东魏，要么放弃乡土资源、退化乡土豪强色彩，成为受命于中央的官僚。
北齐年间所发生的乾明政变，便代表着汉人世族力量在北齐朝廷的萎缩。
以杨愔为首的汉人官僚们虽然在高洋死后一度取得北齐朝廷的执政权，但在高演、高湛近乎闹剧的反扑之下，很快就遭到了颠覆。
所以北齐中后期的世族官僚，其实是类似于侫幸一类的存在。他们的权力来源，严重依赖君王的宠幸，除此之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具备任何能与勋贵集团抗衡的实力。
北齐后期一些政治现象，其实展现出类似北魏末年河阴之变前后的特征。
北齐虽然继承了北魏大部分的遗产，但也继承了很多弊病，尽管在制度建设的很多方面都要超出了同时期的北周，最终还是因为上层政治的长期混乱而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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