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逃回军营，高敖曹还要召集部伍攻击刘贵军，侯景、万俟洛等胡将劝说之下，高敖曹才肯罢休。
刘贵就是当年高欢落魄投靠尔朱荣时、数次向尔朱荣举荐高欢的匈奴人，面对高欢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让。
虽然后世有论刘贵所谓“一钱汉”并非特指汉人命贱，高敖曹反应过激云云，但先有社会普遍的歧视氛围形成，才会有闻言大怒的反应，这是必然而有的现实。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刚愎之处，但其不阿贵幸、勇于反击的作风，在北魏末年胡风浸深、六镇武人桀骜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亦足可称筋骨强悍。
史载高欢对高敖曹礼遇有加，临军常以鲜卑语号令，但在面对高敖曹时便说汉话。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门仆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欢亦不见罪。
但无论高欢个人对高敖曹怎样的礼遇，东魏之所建立依赖北镇武人为其军事基础的基本路线不会改变，高敖曹这样的存在在东魏自然是一个异类。
东西魏河桥之战，是东魏侯景、高敖曹率先发难，进攻金墉城。之后侯景退走河桥，西魏大军得以全力进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终不敌退走，抵达河阳时却被河阳太守高永乐拒绝接纳，最终西魏追兵赶到、斩杀高敖曹。
在这过程中，始终不见侯景对高敖曹进行有效增援，而作为高欢族亲的高永乐对高敖曹更是恶意明显。
所以说，高敖曹的死，其实是北镇武人为主体的东西魏联合对高敖曹这一汉人武装代表的排斥与加害。
侯景作为怀朔镇仅次于高欢的北镇武人代表，其时又离开河北前往河南发展，高敖曹也时常领兵于河南进行军事活动，彼此间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虽然河桥之战的爆发不是以铲除高敖曹为最大动机，但当战场局部形势形成时，侯景是有绝对的理由和动机放弃高敖曹这一友军。
高敖曹长久以来不合群的桀骜姿态，也让他遭到东魏北镇武人群体杯葛排斥，因此高永乐落井下石，眼睁睁看着高敖曹被西魏军队斩杀。
高欢对渤海高氏的态度，也是东魏政权初期势力格局一大线索。
最初，高欢刚刚接手六镇镇民，因六镇之众疲弱难战、势力仍然弱小。正是靠着河北豪强的主动接纳，高欢才得以顺利进入河北。
直至韩陵之战时，高欢的兵力仍然远逊尔朱氏，这说明他对六镇镇民的整编仍然不够彻底有效。
前文有讲，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收复，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诈在内的权术基础上的。因此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控制力究竟几深，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间。
起码在邙山之战发生时，六镇镇民或者说其中的代表将领，对高欢是否笃定效忠，就连高欢自己都不能确定。
这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东魏将领彭乐。战争初期，彭乐因为冲得太猛，有人诬告彭乐反叛，高欢居然信了。而彭乐在几乎抓住宇文泰的情况下仍然放走对方，足见上下级的沟通是存在很大问题。
据此言之，高欢之对六镇的掌控，与其说是令行禁止，不如说是拉拢示好。
｛东魏武定四年末，高欢临终前看到儿子高澄忧心忡忡，就问儿子是否担心侯景造反。
高欢说：“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拨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
这段话很着名，为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所熟知。
“养”与“被养”，放在东魏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高欢显然是被动的，他不能不养。
汉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欢，干涉一下勋贵“掠夺万民”的行为，高欢的回答是：“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
这则例证，反映了高欢与勋贵之间“养”的具体涵义：高欢纵容勋贵，换取勋贵在武力上的支持。所以，高欢和勋贵之间的关系，在上下级之外，某种程度上带有对等的性质。｝
（引自《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有关高欢对北镇武人的纵容，还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间的对话同样很知名。
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这段对话显示出高欢对其政权基础的认识，所谓督将在这语境下就是指的鲜卑、或者说北镇武人，在高欢看来，东魏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北镇武人和中原士大夫。
在西魏这一心腹大患未除之前，这二者都需要优待笼络。
高欢最后一句“尔宜少待，吾不忘之”，指的是高欢已经决定毕其功于一役，沙苑之战解决西魏的威胁后便认真考虑杜弼的提议。
但很可惜，沙苑之战事与愿违，高欢也已经意识到西魏已经不是一两场战事就能解决的危机，需要做好长久的准备。
536年，高欢之子高澄前往邺都辅政，并在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打击权贵的反腐工作，常被后世援引解读。
但高澄打击权贵的同时，东魏的外部环境发生基本变化了吗？或者说，高欢此前所言“尔宜少待”的政治环境达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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