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证了宪法的契约性的基础上，引申出刑法的契约性，似乎是逻辑之必然。其实不然，刑法的契约性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这主要是由刑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刑法是最古老的法律形式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就是从刑法中发展而来的，因而刑法就成为其他法律的源头。显然，刑法早于宪法。可以说，古代社会的刑法是专制的工具，不具有契约性。我国学者李海东称这种刑法为国权主义刑法，刑法是国家单方面对犯罪的镇压，是最具有暴力性的法律。从这种国权主义刑法到民权主义刑法的转变，是近代启蒙运动中完成的，也是刑法观念上的一场深刻革命。民权主义刑法是建立在二元社会结构之上的，表现为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权力，包括刑罚权的某种限制。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将契约论思想引入刑法，用来阐述刑罚权的来源，认为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个人自由的转让，君主只不过是这一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贝卡里亚指出：这一份最少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集体和公共利益这一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由此，贝卡里亚将刑罚权限制在保护公共利益这一限度之内，应该指出，在贝卡里亚的思想中，公共利益并不是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另一种利益，而只是个人利益与个人自由的集合而已。因此，保护公共利益也就是保护个人利益与个人自由。基于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产生的分权原则，贝卡里亚将立法权与司法权严加区分，由不同的个人或机关行使。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而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犯罪并且处罚犯罪。在贝卡里亚看来，犯罪是对社会契约的侵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刑法的暴力性与野蛮性经过理性的过滤，获得了合理性、正当性与人道性。其中，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之中，使刑法完成了从国权主义刑法到民权主义刑法的转型。
罪刑法定原则，其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种罪刑以法律规定为限的思想，表现的就是刑法的契约性。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只有当公民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应受到刑罚处罚。否则，就与刑法无涉。我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在于限制机能，即对于国家刑罚权的限制，包括对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尤其是防止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主义所倡导的形式合理性，也主要是用来限制刑罚权的，即某一行为即使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就不应以犯罪论处。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合理性优位于实质合理性，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蕴涵。正如儒攀基奇指出：即使没有刑法，惩罚也是照样可行的，但是，抑制刑罚擅专却是不可能的，因而法律形式主义便成为符合刑法要旨的唯一理论。刑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也许有助于说明：刑法对形式更加强调。可以说，罪刑法定原则就体现了对刑法的形式主义的要求。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除在有利于被告的情况下，实质合理性可以优位于形式合理性。例如，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被告的类推是绝对禁止的，但有利于被告的类推却是允许的，并不认为违反罪刑法定。同样，构成犯罪必须具有形式违法性，但排除犯罪性却可以依据实质违法性的观念。凡此种种，都说明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具有合理性。
罪刑法定原则一经提出，就被上升到宪法高度，在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刑法的宪法根据，并对刑法直接发生作用。正如我国学者指出：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宪法原则，直接指导刑法的制定与适用。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当中直接规定禁止事后法、禁止剥夺公权、正当程序、禁止强迫认罪、一事不再理等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特别是禁止事后法的原则）、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等等。这些宪法性刑法原则，成为宪法对刑法的直接限制。正是这些规定，成为刑法的宪政基础。在法国，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国大革命后于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中第一次被确认。《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受强制为法律并未规定的行为。”该宣言第8条还规定：“除非依据在犯罪之前已经制定并予公布且合法执行的法律之外，任何人均不得受到处罚。”上述规定，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宪法性文件中的首次确认。在这个意义上，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基本原则，而且上升为宪法原则。此后，法国1958年宪法进一步确认“具有宪法价值（效力）的规范”。法国刑法典，从1810年刑法典到1994年刑法典，都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111~3条规定：“构成要件未经法律明文规定之”重罪或轻罪，不得以其处罚任何人，或者构成要件未经条例明文规定之违警罪，不得以其处罚任何人。该条还规定：“如犯罪系重罪或轻罪，法律无规定之刑，不得以其处罚任何人。如犯罪系违警罪，条例无规定之刑不得以其处罚任何人。”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典来说，是其内在精神，它不仅是对司法权的限制，同样是对立法权的限制。例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有权对议会通过的某些法律进行审议，并就这些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这就是所谓违宪审查。在违宪审查中，同样包括对刑法规范的合宪性的审查，刑法规范合宪性的审查，其最终根据就是罪刑法定原则。例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其1981年1月19日~20日的裁决认定：立法者不得违反（相对于行政法）规定了较轻刑罚的新刑事法律具有溯及力的原则；同样宪法委员会以其1984年10月10日~11日的裁决承认，新的刑法法律不得对已经依法取得的“现有地位”进行惩处，同时，委员会又以其1985年1月18日的裁决承认，立法应当使用准确清楚的语言，具体地对犯罪的构成要件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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